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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组建及其发展的杰出贡献

浅析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组建及其发展的杰出贡献
甘桐文
抗日战争期间,新四军之所以成为坚持敌后斗争的中流砥柱和华中人民的长城,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。毛泽东就新四军的组建以及领导骨干的配备、作战部署的确定等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,其中尤为重要的分别是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的电报《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》和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电报《放手发展抗日力量,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》。这两个“五四”指示,从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。
一、确立新四军的编组原则
1937年12月1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时,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,并同意项英向会议提出的报告。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:其一,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,大部分要下山集中,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,以增强抗日的力量,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。同时,各游击区应留下少部分武装坚持,以求得将来的发展。其二,成立党的领导机构。确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,由项英、曾山、陈毅、方方、涂振农组成,以项英为书记,曾山为副书记,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;同时,成立军分会,以项英、陈毅、张鼎丞、曾山、黄道为委员,项英为书记,陈毅为副书记。同一天,毛泽东、项英在致叶挺的电报中指出,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,“不要军何派人”。就是说,新四军的干部配备,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,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。这就为在新四军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,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提供了组织保证。
至于新四军的具体编组问题,有一个谈判的变化过程。11月6日,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提出,新四军应“编两师四旅八团” ①。12月14日,毛泽东和项英在致叶挺电报中又提出设2个纵队、7个支队。但当时均没有达成协议,没有定下来。直到12月下旬,项英带着党中央、毛泽东的意图到达武汉,又同国民党当局谈判。12月27日,项英在致毛泽东、张闻天的电报中称:“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,支队等于旅” ②。第二天,毛泽东复电项英:“同意编四个支队” ③,一锤定音。至此,新四军的具体编组才最后确定下来。综上所述可见,对指导谈判、确立新四军具体编组的过程,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。即:这支武装必须由共产党绝对领导,国民党方面不要插入任何人;至于要不要师、纵队的名义,编支队还是设旅,那都是次要的问题。
二、配备好新四军领导干部
要谁来领导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支队伍?毛泽东同志是极为重视的,慎重选择的。1937年9月,国共两党就统一整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1个军,开赴华中敌后抗战达成协议。但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?国共两党在谈判中出现了严重分歧。开始国民党方面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来指挥,中共方面不同意;中共方面最初曾考虑由叶剑英担任军长,但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。恰在此时,十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回到国内,他表示愿意领导这个军,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称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”,简称“新四军”。9月28日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,由蒋介石核定:“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”④。当时,蒋介石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,是其别有企图的。蒋介石认为,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即脱离共产党,借此机会可乘机拉拢叶挺,企图把这支队伍抓到自己的手中。当潘汉年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信息汇报到延安时,毛泽东和张闻天并未立即表态,而是于10月19日致电在南京的秦邦宪、叶剑英,询问:“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,而不受国民党干涉,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(取得何应钦同意)”⑤ 。10月21日,秦邦宪、董必武、叶剑英向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周恩来报告:叶挺表示愿意赴延安“面陈”,“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”⑥。10月30日,张闻天、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秦邦宪、叶剑英的电报中,还讲到: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,尚“待考虑”,“叶挺是否能为军长,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,再行决定”⑦。直到11月初,叶挺到达延安,毛泽东同他谈话,听取他作出虽“在党的组织外,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”⑧的保证后,才正式表示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,并在第二天为叶挺举行了欢迎大会。
新四军创建之初,毛泽东除对军和支队领导人的配备极为关注外,还要中央组织部、军委总政治部调集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、团干部,担任新四军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。其中第一批包括:原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、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、原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、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宋裕和、原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等人。这样,军部机关的重要部门,都有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担任领导。这对机关业务部门的迅速建立、工作的开展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同时,还从抗大抽调了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过的师、团、营职干部,加强新四军支队、团、营的领导力量。如原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胡发坚、原红一军团师政治委员刘炎、原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、原红军团长张道庸(陶勇)等人,就是第一批来到新四军的干部。这些来自原主力红军的干部,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丰富,又在抗大学习过,所以,他们在军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三、深入敌后,广泛开展游击战争,建立根据地
深入敌人后方,广泛开展游击战争,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,是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的中心任务。毛泽东第一个“五四”指示指出:“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,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、镇江、吴淞三角地区去,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。在一定条件下,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”。1939年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,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,与新四军领导商定“向南巩固,向东作战,向北发展”的十二字方针。周恩来又提出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三个原则:“⑴哪个地方空虚,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;⑵哪个地方危险,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;⑶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,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,我们就向那里发展。这样可以减少摩擦,利于抗战。”项英因对全局缺乏了解,较多强调华中的特殊性,说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水网地区,国民党与华北也不同等等。毛泽东第二个“五四”指示中,针对项英 “华中特殊”的不当观点,指出:“不论在华北、华中或华南,不论在江北或江南,不论在平原地区、山丘地区或湖沼地区,也不论是八路军或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,虽然各有特殊性,但均有同一性,即均有敌人,均在抗战,因此,我们均能够发展,均应该发展。”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,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战略地位。“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,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,是必须的、恰当的,是互相需要、互相配合、互相协助的。”第一个“五四”指示还指出:“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,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,方便些,放手些。敌情方面虽较严重,但只要有广大群众,活动地区充分,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,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”。此外,毛泽东还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,他的《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—袭击》一书,当时已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日伪军,特别是敌后各战场争相学习、并且广泛运用的法宝。实践证明,新四军在华中敌后长期与日伪军进行反扫荡、反清乡、反蚕食斗争中,都是以游击战的灵活战法,粉碎了敌人扫荡、清乡、蚕食的计划,达到集小胜为大胜、进而获得最后胜利之目的。
毛泽东同样非常重视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。他风趣地说:“人不能老走着,老站着,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,坐下来靠屁股,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。”这个深入浅出的比喻,具有极强的说服力。指引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创建了苏中、淮南、苏北、淮北、鄂豫边、苏南、皖江、浙东等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,面积达25.3万余平方公里,人口达3420余万,有力地牵制和大量地歼灭了日伪军,对长期坚持敌后抗战,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
四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,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作斗争
毛泽东说过:“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,是统一战线根本原则。在此原则下,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,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。”独立自主有四种情况:一是先奏后斩,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;二是先斩后奏,例如发展20余万军队;三是暂时斩而不奏,估计国民党暂时不会同意,例如召集辖区议会之类;四是暂时不斩不奏,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。总之,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,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,因此,不应提出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的口号。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,既统一,又独立。
毛泽东第二个“五四”指示中指出: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持执行其防共、限共、反共政策,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,我们应强调斗争,不应强调统一,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,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,贯彻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原则。陈毅在七大的专题发言中,讲到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时说:“我们的军部采取了无条件的让步政策,可耻的让步政策,造成了精神上对国民党的屈服,没有公开起来反抗的勇气,这一点是最大的失败,皖南事变为什么造成一个血海呢?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一点。”在讲到党内有一个紧箍咒,有一个教条时,他说,这就是: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,无原则的处处“迁就”国民党。
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根本政策,这一政策执行的好与坏,关系到新四军在华中的兴衰存亡。项英因受王明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的右倾思想影响,在发展抗日武装等工作上强调“合法”,即合国民党的法;在向敌后发展时“画地为牢”;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,强调要经上级“批准”、“委任”;在国民党的挑衅摩擦面前,主张“退让”……总之,只敢做国民党允许做的事,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,以致造成皖南事变的最后失败。皖南事变后,毛泽东于1941年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《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》指出:“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失败,全党应该引为深戒。”这给全党同志敲了警钟,进一步地擦亮了全党同志的眼睛,坚定了全党同志的胜利信心。
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组建和初创时期取得的成就,都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,它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,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壮大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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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新四军·文献》(一)第62页,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
②同上,第58页
③同上,第65页
④同上,第43页
⑤同上,第53页
⑥同上,第54页
⑦同上,第56页
⑧同上,第57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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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甘桐文
单位职务: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副馆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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